3月2日，北京发布的全国“双减”成效报告显示：30.2%的受访家长并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上职业学校。

无独有偶，《中国青年报》教育科学部向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发放调查问卷，想了解职业院校学生的就业意向。26596份有效问卷的结果显示，超过六成的学生不愿意前往制造业成为一个“蓝领”。

而导致家长及学生都对职业教育不认同，抗拒成为“蓝领”的三大原因为 —— 工资低、环境差、无前景。

蓝领在社会大众的普遍认知当中，都与“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学业无成”、“无技术含量”、名词挂钩。成为蓝领已经在许多家长与学生观念中“低人一等”画上等号。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性歧视和无解，让大众对于蓝领工作者的认可度和接纳度都比较低。

尽管近两年的蓝领工资待遇逐步提高，政策层面上“高度重视”“大力扶持”等，依然被家长和学生们“极力排斥”。这种局面一时难以破解，在人人都要考大学的社会氛围下，与“读书成才”这样的价值体系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听起来很戏谑的一件事情是，无论是媒体还是现实，许多年轻人都在大声吵着找不到工作，而偏偏制造业这里却无论怎么样都找不到年轻人。在人才市场上形成了个你追我赶的怪圈：制造企业拿着高薪追在年轻人屁股后面跑，而年轻人则拼命刷题拿着简历追着大厂跑，要么万人抢一岗挤在考公的道路上，大家谁也挤不过谁，谁也追不上谁。

“工厂”和“大厂”的悲喜并不相通。

蓝领人才的流失严重正在倒逼不少制造业寻求转型发展，最直观的一点是有些企业为了能招募到合适的年轻人甚至开出了2万元的高薪。“高薪”已经成了招聘的必要条件和共识。这几年来，“招工难”这三个字就像大山一样压在每一个制造业企业老板身上。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高技能，高技术门槛”的蓝领招聘本身就不好做，但如果将目光放到那些“低难度系数”的制造业小厂身上，只会发现招工难题更加难以破解。

从2018年起，在广州海珠区都会在春天上演一场非常讽刺的经典场面——“千名老板举牌被工人挑”。上千名服装制衣厂的老板亲自上阵，举着招工牌沿马路一次排开等待工人的“挑选”。

年轻人都去哪儿了？

一方面是对于大厂“稳定、高收入、高成就感”的迷信，让不少年轻人趋之若鹜，即便是如今互联网行业遭遇寒冬的情况下，“格子间”的白领依旧是大多数年轻人的梦想。

另一方面则是在疫情影响下，考公考研的热情在年轻人群体中逐年翻升。在应对动荡的市场变化时，老一辈口中的“铁饭碗”成了年轻人毕业后就业的第一选择。一个公务员岗位几万人的报名令不少企业主眼红，而这个岗位甚至可能只是几千元的工资身处偏远山区之中。

政策的调整、降薪、裁员，互联网行业在这几年经历了多次波动之后却依旧没有能打消毕业生为追逐大厂拼命刷题、刷实习的热情。这份热情丝毫不亚于毕业考研，考博，与备战高考的节奏与压力相同。

一方面是大厂失去了稳定的光环，却依旧有大批年轻人奋不顾身向里跳；

另一面则是制造业疯狂招人，用尽浑身解数，将工资拔高到与互联网相当的情况却始终无法填满人才缺口。

这样的僵持如果要溯源非常困难，这是过去几十年在教育分流、择业观、社会价值观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提升蓝领工人的社会地位势在必行。

如果对比海外制造业发达的国家来看，仅仅依靠呼吁和教育改制这样强硬的措施似乎也并未能起到扭转观念的效果。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在过往几十年中，互联网和金融的高速发展为好几代大学生们的就业“流向”定型。

于是，我们看到了互联网的内卷漩涡，与制造业招工旱土同时存在的怪异现状。

但如今，这样的状况正在逐步发生改善，这个改善是从制造业本身的产业迭代开始变化的。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力、土地等方面成本大幅提升，低端代工黄金时期正在成为过去式；而我国对于精密制造能力的需求已迫在眉睫，必须要摆脱对进口精密零件的依赖，逐渐产生自主制造能力。

产业结构升级的背后，是对大量高素质制造业人才的需求。从《中国青年报》的预测来看，到2025年，制造业十大领域人才缺口将会在3000余万。特别是在关键技术领域上存在的“卡脖子”的问题，那些紧缺型技术人才严重缺乏。

这么一对比，在3000万的产业人才缺口面前，700万的外卖骑士并不是让制造业蓝领流失的根本原因。

这场翻身仗的节点很快就会到来，接踵而来的问题则是关于蓝领本身的职业升级，这或许会成为更多具有梦想的学生流向蓝领行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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